《逆行人生》颇具温暖现实主义的气度,它深情关切普通人所面对的生活重压,彰显了厚重的人道主义情怀。然而,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,它其实是一部精通情感算法的商业巨制。影片运用出色的电影制作手法,融合各种现实元素,编织了紧凑的叙事流程和繁密的感人细节,精准地洞察了观众的情感脆弱点,堪称催泪大片。
正如片尾字幕所写——“谨以本片献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”,影片确实在向那些不懈奋斗的人表达敬意,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基于种种考量,简化了现实的复杂性,使得对现实的批判性停留在一个相对粗放的位置。
《逆行人生》海报
“城市精英”视点打造多重认同感
《逆行人生》宛如一个广角镜头,捕捉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,勾勒出烟火人间的多副面容。其中,城市中产的中年危机,外卖骑手群体的生存艰辛,在一种纪实性的影像风格中显露无遗,但影片又在苦涩的幽默与机智的调侃中,彰显了人生的昂扬乐观、坚韧从容。
影片从高志垒全家清晨起床的情景开始,让观众一窥这个光鲜亮丽的家庭背后的真实面貌,并通过简洁的日常化细节,不动声色地展示了高志垒的职业、家庭结构以及他所面临的生活压力。高志垒遭遇裁员后,家庭温馨安稳的状态被打破,中年人失业后所面临的困境令人心酸。最后,高志垒迫于生存压力,只得加入外卖骑手大军。
影片通过高志垒的视点,带领观众深入了解外卖骑手的生活,相当于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,让观众跟随高志垒完成了一次社会考察和人生冒险。这种视点选择极为高明,它能够突破人们“习以为常”的麻木感,给予观众一种因陌生和好奇而带来的震惊。这一点在《红楼梦》中已得到验证,曹雪芹通过刘姥姥的视角展现荣国府的生活,就在极端的贫富差距间强化了叙述效果。回到《逆行人生》,那些外卖骑手争分夺秒的工作状态、如影相随的委屈不甘与疲惫困苦,对他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,但对“城市精英”高志垒而言,这些细节就显得震撼心灵,裹挟着巨大的情绪冲击力。
影片深情地向外卖骑手致敬,但主人公却不是真正的外卖骑手,这看起来有些讽刺,实则体现了一种极为精妙的艺术策略。因为,影片受众的主力肯定不是外卖骑手,而是与高志垒的学历背景和工作性质接近的城市中产。影片以高志垒为主角,就能与观众快速建立共情通道。而且,作为一个“局外人”,高志垒对于老抠、大黑这些人并不熟悉,他可以引导观众一步步了解他们的生活困境,触摸他们内心的苦痛与憧憬。这不仅有效地设置了情节的悬念,也完成了对外卖骑手“由表及里”的刻画。更妙的是,观众和高志垒一样,终究与外卖骑手这个群体存在一定的现实隔膜和情感距离,这个距离既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,同时也能让观众随时抽身而出,为自己不是外卖骑手而暗感庆幸,可以放心地倾注同情心与悲悯情怀。
当然,以高志垒作为叙述视点,其代价也不容回避。观众要抵达外卖骑手的生活,隔着高志垒的眼睛,造成了情感的双重疏离。这隐藏了一种叙事风险,外卖骑手的生活必须具有足够的“奇观性”,才不会削弱因传递链条过长所伴随的情绪衰减。这就可以理解,影片中的外卖骑手呈现悲欢两个极端:杨大山热情阳光,掌握了智能时代的流量密码,活得轻松恣意;大抠家中儿女众多,还有一个女儿罹患白血病;大黑因为一个转单,导致同事失去一条腿,心陷伦理愧疚,想为同事还清40万的债务;57岁还在送外卖的老张,儿子也只得走他的老路;带着女儿生活的单亲妈妈晓敏,人生之路注定踉踉跄跄。这些外卖骑手有生活原型,影片塑造得也比较真实感人,但他们肯定不能代表这个千万人级别的群体。影片之所以聚焦于他们,就是因为这些人物所迸发的情感强度,能够抵消叙事传导带来的能量削减。
剧照
受困算法,加入算法
《逆行人生》的主线比较明确,叙事密度较高,但影片的主题却显得有些游移。按照格雷马斯的动素模型分析,高志垒的“客体”是摆脱经济困境,快速还清拖欠的房贷并支付父亲的康复费用,也就是每月至少要赚取15000元。
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高志垒面临着众多“反对者”:对路线不熟、与店家关系不亲近、对各楼宇和小区结构比较陌生、对外卖程序不了解,以及恶劣的天气、身体状况不佳和频出的交通意外等。这些“反对者”其实都比较外在和表面,只要假以时日或者足够小心,似乎都能克服,这无疑淡化了外卖行业真正的困难和挑战,也小心翼翼地遮掩了这个行业对骑手更深层次的身心摧残。
在追求“客体”的过程中,高志垒当然也有“辅助者”,就是他的家人和同事。最终,高志垒凭借聪明才智,以及家人、同事的鼓励与帮助,成功登顶“单王”,将15000元收入囊中。这像是一个励志的故事,高歌了一个人在面对高难度挑战时,所张扬的信心、智慧与毅力。然而,和一般励志片不同,高志垒的人生巅峰不可持续,也缺乏持久的荣耀与回报,是一种卑微而辛酸的成功,充满了苦涩与无力感。
影片并没有遵循经典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,而是不动声色地避开了现实的沉重与人生的黯淡,转而以神话书写的方式,让观众体验了一回热血沸腾的英雄加冕仪式。
高志垒在追求“客体”的道路上,真正的“反对者”到底是什么?高志垒被裁员时,上司嘲弄地提到高志垒所开发的一套管理程序,并劝他尊重算法。因此,影片中真正的“反对者”是“算法”。在这个冰冷而精确的系统中,一切都变成了冰冷的数据与严谨的利益计算,“人”的内涵与人性的温度被抽离,个体的道德感受变得迟钝,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结变得脆弱,每个人成为一个代码,这个代码的运行轨迹和速度都被严格控制。
当算法无孔不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,整个社会以科学高效的名义进行了整饬。在此背景下,高志垒在算法中被裁,从而为公司节约了成本。也因为算法,高志垒投了1000多份简历却无人问津,皆因他在大数据中因年龄太大而成了负值。在外卖行业中,同样有一套精密的算法,这套算法由单价、里程、送单数量、差评率等因素构成。每位外卖骑手时刻被这套算法所操纵,他们的肉身和灵魂都变得空洞苍白,化身为管理者电脑屏幕上的一个个数据。对外卖骑手而言,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,不是交通意外,而是萦绕在耳畔的语音提示:“您有新的订单了”“您的订单即将超时”“完蛋了,您的订单超时了”“您的订单已被用户取消”“您收到一条差评”……
影片将高志垒做外卖骑手的困难归结于这个行业本身的复杂,或者说客户的道德素质低下,是异常高明的一种处理手法,但多少显得有些避重就轻。影片并不想以金刚怒目的方式,以敏锐犀利的思想穿透力制作一部艺术电影,而是通过市场投资的“算法”,利用中产阶级中年失业和外卖骑手生存艰辛作为卖点,来实现一次商业凯旋。影片不断放大高志垒送餐过程中的狼狈、辛酸、屈辱,并非真的不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,而是创作者清醒地意识到并且遵循着商业电影的价值逻辑。
高志垒凭借自己开发的“路路通”程序,最后可能进入了外卖公司的算法中心。至此,高志垒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属的阶层,并将为外卖公司的算法添砖加瓦。虽然,影片安慰观众,高志垒的算法充满了善意,但是,“路路通”并入了一个庞大的算法体系之后,最终可能会变成套在外卖骑手身上的一根绳索。正如大黑因为送单速度快,平台就会以这个速度来要求所有骑手。一旦“路路通”大幅度提升了送餐效率,那这个效率就将成为行业标准。
高志垒近似一位导游,带领观众近距离观察了外卖骑手的生存现状之后,又回到了精英阶层。这是一个极为励志,极为鼓舞人心的奋斗过程。但对于大多数真正的外卖骑手来说,他们全力以赴的拼搏不过是活下来,而且他们的半生努力,可能会毁于一场意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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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缺憾,也有温情和人文
《逆行人生》虽有一条核心情节主线,但影片热衷于通过快速剪辑和大量细节的叠加,完成对观众的情感轰炸。例如,高志垒作为一个45岁的程序员,且是中层管理者,按理说有一定的积蓄。但是,影片用近乎夸张的方式,使人物迅速陷入绝境:自己毫无预兆地被裁,妻子是全职太太,女儿想读国际学校,房贷还未还清,家里的存款因为P2P爆雷而化为乌有,父亲中风花光了公司的赔偿款。影片将网络上流传的“中产破产三件套”全部施加在高志垒身上,多少有点强行加戏的意味。
在高志垒送外卖的生涯中,影片也堆叠了大量与“意外”有关的细节,这些细节像一个个情感催泪弹,对观众进行饱和攻击,使观众的心坝被强大的爆破力冲毁,在道德情感的泛滥中不能自已。例如,客户肆意侮辱人,客户不接电话,客户要求带走垃圾,为客户代买的花被退单了,高志垒在刚要吃饭时接单了,高志垒因低血糖而晕倒,高志垒因无法完成公司的微笑打卡而被封号3天,高志垒在大雨倾盆中蜷缩在一个角落睡着了……影片追求细节的数量,以及在每个细节中刻画的细致精微,并借助大特写放大人物表情上的无助、憋屈、不甘、痛苦,确实可以累积起一定的情绪强度,但却在叙事的饱满扎实上失了准星,也放弃了在克制含蓄的叙事节奏中让观众的情绪自然生发。这就可以理解,高志垒痛定思痛之后,影片又用一组快速蒙太奇,呈现了高志垒如何突破自我,如何得到同事的帮助,如何与客户有了更亲密的交流,如何与店家的关系越走越近……这也能够解释,影片对于高志垒和肖妮的刻画都相当表面,尤其是肖妮,她总是那么从容淡定,坚定无畏,体贴大度,观众却难以真正理解她内心强大的原因,当然也无从捕捉她内心的惶惑、痛苦、挣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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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片不想在扎实的细节中完成对人物的细致刻画,也不想在从容的叙事节奏中让情节平缓地发展,而是在密不透风的情绪奔涌中,让观众来不及思考,只能不断地在心酸或者鼓舞之间切换。这种快节奏的碎片化叙事方式,对于沉浸在短视频中的观众来说,无疑是亲切而受用的,因为它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,让观众完成一种情绪反应。
《逆行人生》虽然在剧作上存在一定缺憾,但它聚焦现实问题,以温情的视角关注外卖骑手这一群体以及职场的中年危机,传递人文关怀与正能量,仍然是令人赞赏的。此外,从高志垒和那些外卖骑手身上,影片提炼出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,鼓励我们在面临生活的逆境和低谷时,不屈不挠地前行,走出颓废与绝望的阴霾,以坦然乐观的心态经营好自己的人生。这种励志箴言,看起来有点老生常谈,但影片中那些在人生困难模式中仍然奋勇向前的人,将它诠释得朴实感人,极具情绪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。
(龚金平,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,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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